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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其說張欣是一個理想主義者，倒不如說她很真實，很自我。
在SOHO中國位于“朝外SOHO”現代主義風格的辦公室里，整個空間以白色為基調，落地窗從天花板直伸到地面，光線將房間照得通亮。寬敞的走廊一側，擺滿了供來訪者休憩的咖啡色沙發和白色的桌子，穿著時髦的職員和年輕的外國人不時穿行其間；而在另一側的落地窗前，有幾張即將亮相的新項目設計圖，以及幾只搖頭擺腦的小豬雕塑。
整個空間寧靜，舒適，洋溢著強烈的現代感；而在窗外的朝外大街上，卻是一片車水馬龍，穿梭來往的行人步履匆匆。
張欣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里。今天，她所展現出來的國際化的一面，與她的人生經歷息息相關。
她的出身并非豪門望族，雖然祖上在緬甸定居經商多年。上世紀50年代初的反華熱潮，迫使她的父母回到中國，他們在北京結婚，成了外文局的兩名翻譯，之后在1965年生下了女兒。后來，他們因為文化大革命所顯露的兩種不同信仰而分居。張欣說，她母親曾給周恩來和鄧小平做“緬語和漢語的雙向翻譯”，父母終離婚后，她跟著母親去了一所位于河南的干校。轉了七八次學后才讀完小學。
在查建英所寫的《龜的故事》一文中，描述了張欣小時候的艱辛生活——
“她的母親，一位脾氣急躁、工作勤奮的婦女，只要覺得帶著女兒不方便，就把張欣寄放在某個親戚或朋友家，換了很多不同家。張欣說，她小學就轉過七八次學。甚至1972年她們母女回到北京后，生活仍然艱難。她回憶那時的日子：‘開始的時候，我們就睡在辦公桌上。每天晚上，我們把字典鋪在桌上，就躺在字典上面。’”
后來，她自己也回憶說，“那時候盡管在城市，但是生活很窮，每個月分得一些米、面和油，另外每年可獲分發一斤雞蛋和一些水果。但那時沒有冰箱，水果不易保存，我們見地面較涼，于是就把水果分開放在地上，每天翻一翻。”
在當時的中國社會，人們普遍懷有崇高的理想，要解放全人類，至少在精神層面上是富足的。
1980年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打開，14歲的張欣，于是跟著母親到了香港，那時候她們蝸居在一間極小的房子里，身無分文。母女倆開始在紡織廠流水線上打工。
張欣在香港的生活是再簡單不過了，白天在位于新蒲崗的工廠打工，晚上念夜校學英文。她后來在采訪中坦言，到了香港，一下子從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中掉下來，變為一天到晚盤算著做了多少件貨賺了多少錢的流水線女工。“但我不覺得苦，人要能屈能伸。大到能看全世界，小到能看清每個點，我這個人的伸縮能力很強。”
當然，在香港打工經歷，也讓她見識了社會下層及新移民掙扎求存的狀況，培養了她的生存能力。她說，“很普通的人我也能看到他特別的地方，很國際的人也能看到他普通的地方。所以，后來選擇與潘石屹結婚，很多人也問為什么，但我就是看到他的特別之處。”
她和潘石屹的婚姻還是后話。當時，這個在電子廠擔任倉庫文員的小姑娘，正在暗戀著夜校里的數學老師。如果不是一個兒時伙伴的偶然到訪，張欣的生命軌跡可能就會長期定格在了香港。
這位兒時伙伴會說英語，上過大學，他告訴張欣：“你在這里的生活太糟糕了，你應該去美國。”
深受震撼的張欣去了英國。當時，她在劍橋的一家秘書學校讀了幾年英文后，獲得一份獎學金并進入了蘇塞克斯大學。這所大學云集了眾多英國左派知識分子，張欣的左派教授們大都參加過1960年代的運動，他們腦子里充滿了美好的理想，對共產主義懷著一腔浪漫的闡釋。張欣就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完成了她的經濟學本科學業。
她說，“歐洲的教育很重視啟發，一開始我不習慣。上課時老師總是不斷提問題，問了后我回去改了答案，回來后他又問更多，過程中不斷啟發我的思想。”
1991年，張欣從蘇塞克斯畢業，接著在劍橋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。劍橋是一所充滿了浪漫人文主義思想的學府。張欣親眼目睹教授們如何在沒有寫論文的壓力下，安靜地探求人類未來的發展。
她在劍橋遇到了一批后來對中國改革進程產生影響的中國學生，就在他們中的很多人逐漸失去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時，她卻愿意保留對共產主義的情結，并如饑似渴地吸收歐洲浪漫主義的養分。
碩士學業還沒結束，張欣就被巴林銀行相中，原本是去巴林香港分公司工作，沒想到她所在的部門被高盛收購，她陰差陽錯地成為高盛一名年輕的分析員。
離開高盛后，她加盟旅行者集團，成為一名年薪將近20萬美元的投資銀行家。1994年5月，她在劍橋的同學張維迎建議她去中國考察一個名叫“萬通”的公司。在回國的飛機上，她翻閱萬通的資料時，為這家公司“披荊斬棘，共赴未來”的口號所展現出的奮進精神而感染——在華爾街，她每天和言語粗魯、嫌貧愛富和不擇手段的競爭打交道。而在中國，她發現了一群和她一樣有理想的人！她很急切地想要跟這些人見面，當然，她那時還不知道，自己未來的丈夫就在這些人之中。
(來源：中國化機網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