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中國化工機械設備網 國內新聞】11月23日，霧霾再一次不期而至。讓人開始懷念“APEC藍”來。誠然，“APEC藍”，短暫而美好。本屆APEC之后，霧霾卷土重來，幾度“鎖”住京城，規律依舊——“無風就有霾”。
　　
　　“希望并相信通過不懈的努力，APEC藍能夠保持下去。”國家主席在APEC歡迎宴會上如此表述對治霾工作的期待。一場以經濟為主要議題的會議，給人們留下的大念想卻是那些天里透徹的“藍”。
　　
　　APEC結束，“藍”也走了
　　
　　剛剛過去的APEC會議，讓“APEC藍”火了。然而，APEC藍得來并不容易，北京全市工地停工、車輛單雙號限行，公車停駛70%，燃煤鍋爐改造、老舊機動車淘汰、污染企業退出，與此同時，北京部分市民享受了6天的“小長假”。
　　
　　這離不開河北和天津的貢獻。11月1日起，河北省啟動APEC會議空氣質量保障應急減排措施，環北京100公里范圍內涉氣企業全部停產，環北京100-200公里范圍內805家企業停產、226家企業限產，重點控制區881處工地全部停工，張家口、承德、唐山、廊坊、保定等市機動車禁限行30%。
　　
　　在防治霧霾方面，京津冀地區可以說是“同呼吸、共命運”的整體，往往一個地區的污染會迅速擴散到整個區域。
　　
　　為加快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綜合治理，2013年9月12日，“*嚴”的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》(下稱“國十條”)頒布，各地紛紛拿出行動方案。“國十條”專門在第八條對“建立區域協作機制，統籌區域環境治理”做了詳細描述，特別要求建立京津冀、長三角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，由區域內省級人民政府和*有關部門參加，協調解決區域突出環境問題。“區域聯防”在防治大氣污染中已成為一個被高度重視的機制。
　　
　　不可否認，經過一年建設，京津冀大氣污染的聯防聯控取得了一定進展，但也仍面臨著多重挑戰和問題。
　　
　　北京公眾環境信息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表示，“加強區域聯防聯控已成共識，但信息閉塞成為了區域治污之間的壁壘，這就需要法律上進一步明確。”
　　
　　馬軍指出，京津冀三地共同治理霧霾就是區域協同的案例，三地之間需要建立信任而且共同行動，不能說河北減排減下去了，另外兩個城市沒有行動。減少排污的代價應該由多方共同承擔，例如河北省減少工業生產的排污，應該適當地得到部分補償。
　　
　　各省市為治理霧霾所投入的資金也應該聯動起來，如北京市為治理霧霾投入了7600億元，這些錢不應該只用在北京的治霾工作上，也應該對河北省的經濟轉型、職工的安置和培訓負擔一部分費用，當然，這樣做的前提是信息公開且透明。知道資金的投入是否用在了刀刃上。
　　
　　重現APEC藍須常態化依法治理
　　
　　與此同時，另據中國環境監測總站預測，自11月22日起，京津冀中南部區域會出現連續重度至嚴重污染過程，一直持續到月底。這再次警醒人們，治理霧霾是一場持久戰，重現APEC藍，須以法治手段實現常態化治理。
　　
　　霧霾可以治理，這一點，毋庸置疑。從2008年的“奧運藍天”到今年的“APEC藍”，向我們昭示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偉力，也帶給我們諸多思考。在某項具有重大影響的活動前，為了使空氣質量大幅好轉，人們全力以赴，打造“環京空氣質量護城河”。然而活動一結束，霧霾卷土重來。如此反復，是否意味我們只能在重大活動期間才能見到藍天呢？一旦這樣的預期強化，關鍵時刻祭出臨時救急措施，又往往能屢試不爽，我們的空氣質量就很有可能平時“看天吃飯”、重大活動期間“穩如泰山”。
　　
　　霧霾是高消耗、高污染生產生活方式的必然產物。病來如山倒，病去如抽絲。其治理，單純偏重一方，難免按住葫蘆浮起瓢。以北京曾經外遷工廠為例，從北京到河北，表面看來，將污染送出，實際上，空氣污染，來來往往，難分彼此。再比如，APEC期間關停2000多家工廠，龐大的經濟損失，從何彌補？
　　
　　不同于沙塵暴治理——只需在地廣人稀、社會結構相對簡單的沙塵源頭持之以恒綠化即可，霧霾治理的空間，地廣人眾，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錯綜復雜，治理難度也將隨之水漲船高。霧霾為頑疾——可防，可控，可治，卻千頭萬緒，非一日之功。沒有決心，沒有持之以恒的意志和行動，撥霾見日，是一條漫漫長路，甚至有可能陷入眾說紛紜、不得要領的泥沼。在過去一年多時間，關于霧霾的成因，從市民生火做飯到農民焚燒秸稈，從氣候變化到京津冀地區不利于大氣污染排放，再到化肥大量使用導致土壤顆粒化，就眾口異聲，莫衷一是。
　　
　　霧霾治理，歸根結底，是將污染總量降下來，把環境容量提上去。聚沙成塔，方能找到此消彼長的臨界點。舍此，沒有任何捷徑。“APEC藍”過后，工廠停工、市民放假等舉措當然難以為繼。如果人們能為藍天配以多管齊下的降耗減排措施，可以預見，霧霾治理不僅有堅定不移的路線圖，還會有清晰可辨的時間表。若干年后，為某項重大活動而起的一時一地減排措施也就沒有任何必要。畢竟，藍天也是中國夢的一部分。
　　
　　因此，眾多專家建議，應形成綠色發展的制度體系，根本的舉措在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，產業結構的調整，能源結構轉型以及可持續消費方式的建立。圍繞這一重心，從立法到規劃、執行、監管、評估，每一步都要實現精細化管理。
　　
　　建立長遠的環境治理保護制度，一定要突破只顧眼前利益的政績觀。治理污染固然會對利益相關方造成影響，但不采取這些措施，就會加劇霧霾的影響，危害公眾健康以及長遠的經濟發展。各地與其在趕工和停工之間不停“換擋”，不如以更大的決心加速實現發展方式的轉型升級。
　　
　　再如，為控制污染物排放，實現轉型升級，我國鋼鐵大省河北省，從去年底至今已分兩批集中拆除23家鋼鐵企業的高爐26座、轉爐19座，共壓減煉鐵產能1127萬噸、煉鋼產能829萬噸，今年將壓減粗鋼產能1500萬噸。這充分證明，治理霧霾就是要選準抓手、壯士斷腕。
　　
　　要實現霧霾常態化治理，還要按照依法治霾的思路，嚴格落實環境保護法的各項規定，并在大氣污染防治法的修訂過程中融入治理的頂層設計。在基層執法中，也要對違法違規者施以重拳，讓破壞生態環境者付出更高代價。
　　
　　在探索治本舉措的同時，相關治標的方法也可積極嘗試。據媒體報道，北京正研究6條主要的通風廊道，以增強通風潛力、緩解熱島效應。這樣的人工治霾探索值得鼓勵，如果經科學評估確實見效，則應在更大范圍推廣。